【写在前面】

18个月，6000英里，5个省。一位随红军转战的传教士，却成了最早向西方世界讲述长征故事的人。

18 months. 6,000 miles. 5 provinces. A missionary who marched alongside the Red Army became the first person to tell the story of the Long March to the Western world.

他叫薄复礼，取“克己复礼”之意，在贵州传教十二载。1934年深秋与红六军团相遇后，他一路随行，亲眼看到了这支被西方污名化的队伍的真实面貌：他们纪律严明、信仰坚定、爱护百姓……这些所见所闻，都被他写进了书里。

His name was Bosshardt – known in Chinese as Bo Fuli. He had spent twelve years preaching in Guizhou. In the late autumn of 1934, after he encountered the Sixth Red Army, he followed them on their journey. He witnessed firsthand the true face of this force that had been stigmatized by the West: disciplined, firm in their beliefs, and caring toward the people. He wrote down all that he saw and heard.

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我们重新翻开这本书，走进那段被亲笔记录的峥嵘岁月。

On the 105th anniversary of the founding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we open again the book, published a year earlier than Edgar Snow and step into a momentous era recorded by his hand.

1934年10月1日，贵州黄平旧州。37岁的薄复礼与妻子正赶路返回镇远，雾气弥漫中，一群持枪士兵从丛林冲出，挡住了他们的去路。

薄复礼当时并不知道，站在他身前的，正是执行西征任务的中国工农红军第六军团。

一张地图，改变了两个人的命运

彼时的薄复礼对这支队伍几乎一无所知。而改变，从一张地图开始。

与红军相遇第二天，红六军团攻占旧州，并在一座教堂里发现了一张约1平方米的法文版贵州地图。当时的红军在贵州行军，仅靠一张从中学课本上撕下的32开图纸指挥作战，连山川城镇的准确位置都看不清楚。军团长萧克听说刚遇到的外国人懂中文，立即把薄复礼请来。

“他一见面就请我帮他翻译一张法文贵州地图，于是我把图上所有道路、村镇的名字都告诉了他。”薄复礼后来在回忆录中写道。

红六军团攻占旧州时，萧克在教堂发现一张测绘详细的法语版贵州地图，于是请薄复礼帮忙翻译。这张贵州地图对红六军团转战黔东南发挥了重要作用。

在破庙后殿的炭火旁，薄复礼第一次见到了25岁的萧克。“他热情奔放、外向开朗，一双明亮的大眼睛闪闪发光，充满了信心和力量。”薄复礼这样描述这位年轻的红军将领。

萧克手提马灯，薄复礼逐字辨认法文地名并口译中文，萧克逐一标注。忙了大半夜，地图上的山川、河流、城镇、道路全部译成了中文。

50年后，萧克回忆起那个夜晚仍记忆犹新：“有了这张地图，我们才能看清楚贵州的山川城乡……这为我们决定部队的后续行动，发挥了重要作用。”

18个月的同行，他看到了什么

然而薄复礼真正看到的，远不止一张地图。

行军路上的日日夜夜，薄复礼对这支队伍有了全新的认识。红军将士们翻越崇山峻岭，跋涉激流险滩，有时头顶烈日，有时脚踏雨雪，在一次次战斗中有无数人倒下……

令薄复礼意外的是，这支被西方污名化的队伍，却展现出惊人的纪律与善意。

1936年2月至3月，红二、红六军团在贺龙、萧克率领下，利用乌蒙山区复杂地形与敌军机动作战，史称乌蒙山回旋战；红军于2月27日撤离毕节，进入黔滇交界乌蒙山区，辗转回旋约一个月，穿插转战1000余里。薄复礼在极艰苦的行军途中身体虚弱至患病。红军为他找马、找担架。

他亲眼所见：红军战士从不拿群众一针一线，买卖公平；不打牌、不抽鸦片，即使在急行军的间隙，仍抓紧时间识字学文化。

作为一名随行的外国人，薄复礼得到的却是超乎想象的照顾。年近40的他身体每况愈下，胃疼、高烧接踵而至，一度昏迷不醒，红军战士用担架抬着他翻山越岭；走不动时，战士们把骡马让给他骑；他请求一块油布遮雨，红军给了他一张床单。后来他才知道，“这已是红军中非常奢侈的供给”。

薄复礼用笔记录下了这一切：作战、会议、打土豪、攻城夺地，甚至红军旗子上锤子和镰刀的图案，都被他一一写进书中。他以一个局外人的视角，记下了一支军队最真实的样貌。

薄复礼随红军转战时，为躲避空袭进入了一个橘子园，但树上的橘子却无人采摘。原文：“防空袭时，我们曾隐蔽到一片果林中，树上柑子满枝，因未查明是地主的还是老百姓的，红军命令不许摘。”

一本书，比斯诺早了一年

1936年4月11日，红六军团抵达云南富民县，决定释放薄复礼。离开红军队伍不到4个月，躺在昆明病床上的薄复礼凭借记忆口述完成了《神灵之手》。

1936年12月，该书在伦敦出版——比斯诺的《红星照耀中国》（又译《西行漫记》）早了一年。彼时，西方报刊将红军诬称为“匪徒”“强盗”。薄复礼却在书中明确写下：“这些被国民党当局和西方报纸称为‘匪徒’或‘强盗’的人，实际上是坚信马克思主义并实践着其原理的人。”

1984年，美国作家索尔兹伯里重走长征路，采访萧克时问起薄复礼。萧克只说了六个字：“他帮助过我们。”经多方寻找，两位老人重新取得联系。薄复礼托人带去录像带和《神灵之手》，萧克回赠了解放军画册。

1993年，薄复礼在英国去世。他留下的那本书，至今仍是研究长征史不可绕过的第一手文献。

薄复礼的书《神灵之手｜The Restraining Hand: Captivity for Christ in China》于1936年由伦敦哈德尔·斯托顿公司出版发行后，很快在英国脱销。

一个偶然闯入的旁观者，用最朴素的笔触，为世人留下了一份关于信仰与真相的珍贵见证。

时光流转，长征早已融入民族血脉，化作中国人民的精神图腾。而薄复礼笔下那群衣衫褴褛却步履坚定的人，用一双双磨破的草鞋，重新丈量了中国革命的漫漫征途。

一支军队何以从绝境中走向胜利？

90年前，一个传教士在一本书里写下了答案。而真相，从不因时间的流逝而褪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