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夏的黔北，群山叠翠，绿树成荫。走进遵义市播州区枫香镇苟坝村，一座巍峨的马灯雕塑巍然耸立，“苟坝会议会址”肃穆厚重，毛泽东小道上游人如织。一缕雾岚多情，伴着游人缓步前行，追寻着一段镌刻在夜色里的红色往事。

1935年2月，扎西会议后，中央红军在毛泽东的指挥下，展开了机动灵活的运动战，二渡赤水，再占遵义城，先后击溃和歼灭国民党军队两个师又八个团，俘敌3000余人，取得了长征以来最大的一次胜利。

“遵义大捷”的取得，使全军士气高涨，都想乘胜再打胜仗。3月10日凌晨，红一军团林彪、聂荣臻发来“万急”电报，建议中央红军攻击打鼓新场(今金沙县城)的国民党追剿军王家烈纵队，抢占这座黔北重镇，补充军需物资，打开新的作战局面。

苟坝会议开会现场

3月10日，张闻天在苟坝新房子召集驻苟坝的中央政治局委员、候补委员，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和部分中革军委局以上首长开会，专题讨论进不进攻打鼓新场问题。会上，所有人都摩拳擦掌，赞成攻打打鼓新场，只有一个人坚决反对。要求不打。这个人，就是毛泽东。

“大多数人之所以赞成打打鼓新场，是因为打鼓新场是黔北四大名镇之首，驻扎的是黔军王家烈的双枪兵，战斗力较弱。恰逢遵义大捷，将士士气高涨，一致要求乘胜追击，再打胜仗。”苟坝会议陈列馆讲解员王晓英说。

“毛泽东反对打打鼓新场的理由是，从这里到金沙还有将近100里路，我们是劳师奔袭，敌人以逸待劳，城池非常坚固。如果短期内攻不下来，形成胶着状，周围的敌人就会包围上来，形势将非常危险。他认为这个仗没有必胜把握。”遵义市党史研究学会会长张黔生告诉记者。

会上，由于毛泽东坚决反对进攻打鼓新场，意见始终不能统一。毛泽东急了，撂下一句硬话——“你们硬要打，我就不当这个前敌司令部政委了！”

“由于没能说服大家，毛泽东以辞去才上任6天的前敌司令部政委一职来据理力争。但很遗憾，大家说要讲民主，经举手表决，少数服从多数，通过了进攻打鼓新场的军事决议。毛泽东的那张反对票，是唯一的一票。”苟坝会议陈列馆讲解员王晓英说。

散会后，夜已经深了。毛泽东回到住处，思来想去，怎么也睡不着。他担心，攻打打鼓新场的作战命令一旦下发，事情便无可挽回。个人职务得失事小，三万红军将士的生死、中国革命的前途命运事大。

寒风中，他提起马灯，轻轻推开木门，踏上了一条弯弯曲曲的田埂路。苟坝的夜，黑得像墨，只有马灯的点点微光，堪堪照亮足下的路，从毛泽东住的新房子到周恩来住的长五间，1.5公里的路程，每一步都踩在三万红军的生死线上。

“周恩来是当时军事指挥上下最后决心的人。毛泽东把个人的荣辱得失放到一边，提着马灯走到周恩来那里，再一次阐明他的观点。当时周恩来从情报科得到了新的情报——敌人正向鸭溪、金沙一带包围过来。周恩来同意了，他们两人又一起去说服朱德，朱德也同意，决定命令不发了。”张黔生说。

3月11日一早，会议再次召开。周恩来和朱德出面给大家做工作，说服了大家。其间又破译了一封敌台密报，确认各路国民党军正从四面八方向打鼓新场聚集，离得最近的一支部队已经不到两个小时的路程。毛泽东在昨天会上的分析，完全正确。一张“固执”的反对票，挽救了中央红军。

“毛泽东认为，打只是一种手段，走才是最终目的。一切不利于脱身的战斗，就不值得考虑。撤销进攻打鼓新场的军事计划，使中央红军避免了一次重大损失。”王晓英说。

一场惊险的决策失误得以纠正，这件事也让毛泽东深感忧虑，也促使大家开始反思——战时战场瞬息万变，动不动召集一二十人开会讨论军事行动，会议冗长、久议不决，难以适配战时灵活机动的作战节奏，极易贻误战机。

3月12日，中央政治局召开专题会议，正式成立由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组成的新三人军事指挥小组，全权指挥作战。

“毛泽东作为这个小组成员之一，进入了党和红军军事指挥的核心。苟坝会议把遵义会议没有完成的任务，在这里把它完成了。新三人军事指挥小组的成立，从组织上进一步巩固和保证了毛泽东在党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地位，使得遵义会议提出的改组党中央领导特别是军事领导的任务得以圆满完成。”张黔生说。

苟坝会议陈列馆

1935年3月，中央红军进驻苟坝期间，以严明军纪赢得民心，更与当地群众结下生死相依的鱼水深情。

3月9日，红军在苟坝水口寺召开群众大会，选举成立苟坝抗捐委员会，会议决定：不交军粮军款；不交一切苛捐杂税；反对抽丁当兵；反对拉夫。会上，红军还向群众分发了一部分粮食。

岗石台的蔡清云被推选为抗捐委员会委员后，红军女干部金维映专门动员其担任游击队队长，并手把手教游击口诀：“学会编草鞋，背粮带，背水壶，上山顶，占山岭。挖战壕，砌垛子。安大枪。围敌人。捉探子。打土豪。晚上不打亮，不作声。走路老丫丫(树枝)，戴丫帽，团结工农积极打游击，不准奸淫掳抢，这条要严格，以上歌诀要记牢，一定要保密。”

红军主力撤离苟坝后，大批伤病员、掉队战士陷入敌人搜捕的险境，苟坝百姓挺身而出，用生命守护红军战士。

在苟坝会议会址西面10公里的黑脚岩溶洞，时任平安乡乡长的开明绅士牟直卿，联合当地群众冒着杀头风险，秘密保护了20多名失散红军，这个悬崖溶洞也被后人亲切称为“红军洞”。

江西于都籍红军张家才在枫香坝负伤掉队，流落保海后被牟直卿营救，后在花苗田安家；红三军团第十团战士谭光荣负伤留乡，在龙王村大坪上被群众徐廷芝机智保护，也得到牟直卿悉心照料。

1985年3月，《经济日报》记者罗开富采访谭光荣时，老人说：“想战友，想红军，不知想了多少年。记者同志，你从江西走到这里，一定知道沿途的父老乡亲对党、对红军多么好！像我这样留在当地的战士，不少人都是老百姓拼死保护下来的啊！”

花苗田村民陈王氏、陈绍奎母子，冒险收留了江西籍伤员葛尚银（化名老王）。见战士伤口溃烂、脓血不止，陈绍奎不顾脏臭，亲口吮吸脓血，用土法取出子弹，悉心照料一月余使其痊愈。葛尚银感念救命之恩，与陈绍奎结拜兄弟，一同侍奉母亲、安家落户。

在苟坝，红军把群众当自家人，群众舍命保护红军，军民一体，彼此相依的鱼水深情成为战争史上动人的红色传奇。

伫立在苟坝田间的马灯

90余年前，一盏马灯照亮了苟坝的乡间田埂，使红军避免遭受重大损失，挽救了中央红军。当年，毛泽东提灯夜行的小道，如今被命名为真理小道，成为传承红色基因、开展红色教育的重要精神地标。

苟坝乡间

如今，一拨又一拨的学员来到这里，重走这段小路，重温那盏马灯的故事。守着这份独一无二的红色家底，当地把红色资源变成旅游资源，用红色旅游敲开了乡村振兴的大门。

苟坝村不大，但红色资源得天独厚。近年来，当地以苟坝会议会址群为核心，把红色研学、生态观光、乡村民宿串成一条线，让红色资源成为带动乡村旅游的核心引擎。

“现在景区每年接待游客量达到110万人次以上，苟坝会议陈列馆自2014年开放以来，累计参观人次达到460万。村民们在景区里当讲解员、开农家乐、卖土特产，真正吃上了红色旅游饭。”遵义红播教育有限责任公司副总经理王佳兴说。

游客在专心听苟坝会议的故事

王晓英，7年前还是一名幼儿园老师，她对红色历史很感兴趣，看到家乡的红色旅游越来越热，遂转型当上了讲解员。

“一开始从事这份职业是新鲜感。但是随着对讲解工作的深入，对这段历史的了解，更多的是敬畏和感动。到现在7年时间了，通过我的讲解，让来到这的游客能够了解发生在家乡的这一段红色历史，我觉得是非常有意义的一件事。”王晓英说。

红色旅游带来了人气，也催生了研学热。当地开发了重走长征路、编草鞋、做红军包、制作红色文化衫等体验课程，还融入了非遗和农耕文化。

在苟坝红色研学基地的田间，播州一小四年级学生正沉浸式体验农耕劳作。同学们挽起裤脚踏入水田，手握青翠秧苗，俯身顺着田垄小心翼翼插秧，不少人刚开始时手忙脚乱，泥土溅得衣服裤子上全是。慢慢地，在同伴们的互帮互助下，一排排秧苗渐渐整齐地被插在田间。

有同学感慨：“弯腰插秧没多久就腰酸，终于体会到农民劳作的辛苦了！”

马路对面的池塘里，三年级的学生抓鱼也趣味十足，大家组队围捕，欢声不断。孩子们在劳动中感悟耕耘不易，在团队协作里收获成长与快乐。

苟坝红色文化研学实践教育基地还尝试构建起一套超越传统参观的沉浸式课程体系，让历史不再是书本上的抽象文字，而是可感知、可触碰的生动实践。

“我们参观了苟坝会议会址和陈列馆，我了解到了在会议会址发生的相关故事。革命先辈们的精神值得我们学习，研学活动丰富了我的眼界。”研学学生张祥瑞驰说。

“我们每一年都会完成差不多1万人次的研学。今年我们的订单已经排到了9月。”贵州遵义花苗田旅游服务有限公司总经理杨波说。